长江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强大力量——鑫策略
器物、思想、文化的创新，是长江两岸永远的进行时
刘汉俊
■千秋国脉，万古江河，长江文化的坚韧不拔和开拓创新，为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强劲的生命力。
■长江文化绚丽多姿、异彩纷呈鑫策略，和合共生、美美与共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百花园。
■长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硬核部分，它的创造力、生命力、传承力、凝聚力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大的力量，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、历久弥坚的重要支撑。
世界十大河流中，就有中国的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；培育了古印度文明的印度河，源头也在中国青藏高原冈底斯山系冈仁波齐峰北坡的狮泉河。四大古老文明诞生于大河流域，但绵延至今，且以国家形态存在的，唯有中华文明。
一在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之间的泛滥平原，苏美尔人发明了青铜器、楔形文字，古巴比伦人把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《汉谟拉比法典》，刻在2.25米高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，但是在今天饱受战争创伤后的伊拉克，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古巴比伦人的后代；诞生在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，历经了31个王朝、前后3000多年历史，创造了金字塔、木乃伊等文明的高峰，但是今天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、埃及文化是阿拉伯文化，埃及的国名叫“阿拉伯埃及共和国”，今天的埃及人读不懂8000年前的象形文字，听不懂5000年前法老的咒语，今天的埃及更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古埃及人的后代；再看古印度哈拉帕文明，它大约四五千年前诞生在印度河流域，创造过象形文字、青铜技术，但波斯人、马其顿人、雅利安人先后占领过这里，战争的尘埃湮没了曾经灿烂的文明，直到1922年才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旁遮普被发现，但哈拉帕文字至今没有被破译。以上三大古代文明的命运告诉我们，高峰可能坍塌，辉煌也会落寞；曾经不等于永恒，悠久不等于永久；文明具有创造力，但并没有与生俱来的生命力。
文化的中断、文明的断裂，既有内在的结构性原因，也有外部的环境性因素。文化的发展、文明的延续，一定是以经济、政治、思想、武力、环境的支撑力为前提的。王朝的崩溃、国家的覆灭、制度的瓦解、经济的凋敝、生态的恶化、战争的戕害、社会的动荡，是导致文化混乱、文明衰退的主要原因。文明是需要捍卫的，捍卫是需要有力量的。黄河文明、长江文明等原生文明多元一体地形成的中华文明，继继绳绳、从未中断，而且一直存在于国家体制之中，存在于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里。从诗经、楚辞到历代诗词歌赋，人们在心心念念、口口相传、孜孜书写中传承着文化。今天的中国孩子，能识别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、诵读2500多年前的《论语》和《道德经》、辨认2000多年前留在青藏高原上的秦代“昆仑石刻”，显示了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创造力、传播力，中华文明走而不失的生命力、传承力。当西班牙人闯进南美丛林鑫策略，把掌握了玛雅象形文字的祭司们杀光后，民众中没有人认识这些文字，玛雅文明的衰落成为必然。可见，文明的传承，少不了国家的力量，离不开人民的力量。
中华民族是在黄河、长江的共同哺育下成长起来的。漫长的人类史，推动了绵长的文化史，形成了悠长的文明史。
从青藏高原到江南水乡，长江两岸贮藏着丰富的地球演化史、生物进化史和人类文化史的信息密码。从腊玛古猿、南方古猿到能人、智人，再到现代人，无论他们来自哪里，都生活在这里。他们掘开了亘古洪荒的长江流域第一抔土，打制了拓荒长江的第一块石斧，为今天的我们开辟了最早的生存空间。长江先民不仅开垦了生活家园，也开拓出文化的土壤，创造了文明的形态。
器物的创新、思想的创新、文化的创新，是长江两岸永远的进行时。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”，人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“长江”，日日新，事事新，标新、立异、求变是长江的气质。长江流域蕴含着中华先民丰富而明晰的活动信息，绵延着旧石器、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、铁器时代的文化链，上万年的稻作文明沿江播撒、一路绽放，呈现出“风吹稻花香两岸”的农耕景象。
从河姆渡遗址上的“双鸟朝阳”、良渚遗址上的玉鸟、石家河遗址上的“中华第一凤”玉团凤，到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太阳鸟、金沙遗址上的太阳神鸟，再到楚文化中的“九头鸟”、楚辞中的凤鸟形象，长江流域的先民以鸟为图腾、崇尚太阳、向往光明的文化未曾中断。这是信念、理念、观念的标识性、连续性、稳固性传承。千秋国脉，万古江河，长江文化的坚韧不拔和开拓创新，为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强劲的生命力。
千山同根，万水同源，既是长江的地形特征，也是长江的文化特质。长江流域山形、地貌、水势复杂多变，高中低兼顾，西东中贯通，从三江源地区的冰山奇崛、三峡地区的高峡连绵，到三角洲地区水面的春潮连海平、江海共潮生，地理的多样性、生物的多样性培育了文化的多样性。长江是历史的长河，长江流域生活过三苗、百濮、百越、百蛮、百夷、古蜀国、古滇国、羌藏、巴蜀、楚国、吴越等古国或者部落，先后有多个朝代、方国、诸侯、割据势力在长江边上设都建政，建立起自己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体系，他们是历史的开创者；长江是思想的长廊，先秦时期的鬻子、老子、老莱子、庄子、屈子、荀子等诸子巨擘，汉唐以降的董仲舒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周敦颐、朱熹、张栻、陆九渊、叶适、王阳明、李贽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先哲大家，在这里绽放出思想波光或留下吉光片羽；长江是文学的长卷，屈原、宋玉、阮籍、陶渊明、郦道元、卢照邻、王勃、杨炯、张若虚、崔颢、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苏东坡、岳飞、文天祥、徐霞客等诗仙文圣，在这里留下星汉灿烂、光焰千丈的千古诗文。长江文化绚丽多姿、异彩纷呈，和合共生、美美与共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百花园。
与世界其他大河文明相比，中华文明一个显著、独特的优势是，同时拥有黄河与长江两条大河源流、两个文化系统，而且相互形成竞争力和耦合力。地理上的“南江北河”，始祖认同上的“南炎北黄”，精神图腾上的“南凤北龙”，哲学思想上的“南道北儒”，文学艺术上的“南骚北诗”，物质文化上的“南稻北粟”“南丝北皮”“南釜北鬲”“南舟北车”，等等，形成南北文化、江河文明的二元结构。这种结构既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，又使两种文明相互作用、互为补充，获得自生动力，同时江河互通、南北共济，使中华文明获得了广阔、纵深的生长空间和回旋余地。这是其他三大古老文明所不具备的，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虽然也是两条河，但是苏美尔人、阿卡德人、巴比伦人、亚述人等只创造了美索不达米亚一种文明。
历史表明，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直相互激荡、彼此融合。交锋也是交流，交战也是交融。从上古时期的炎、黄二帝阪泉之战，黄帝、炎帝共同对蚩尤的涿鹿之战，尧舜禹集团对三苗集团的征战，到商、周时期中原王朝对蛮、夷、狄、戎的征伐；从商朝盘龙城的建立到周朝“汉阳诸姬”的分封、随枣走廊和金道锡行的争夺，战争是常态，是融合的另一种方式。从秦始皇一统天下，到东汉末年的三国之战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“五胡乱华”（公元304年—439年）、司马睿“衣冠南渡”（公元318年4月）建立东晋，到隋朝的南北统一战；从唐代“安史之乱”（公元755年12月—763年2月）、黄河流域“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”，人口大量南迁长江流域，到五代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的依次登场、十国的南北割据；从宋、辽、金、西夏的对峙，到金兵渡过黄河、灭北宋，战场从黄河以北扩大到长江以南，其间岳飞四次北伐中原从长江起兵，“宋室南迁”失去了黄河的地盘却获得了江南的天空；从蒙元铁骑风卷黄河、席卷江南，到红巾军因黄河水患起义、朱元璋在长江建立明朝；从太平天国反清起义席卷长江、捻军驰骋长江以北及黄河流域，到首义于长江之畔的辛亥革命，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，等等，长江、黄河同为历史的舞台，上演了文化的大戏。
长江、黄河文化共同养育了中国革命。“南陈北李”相约建党，“红船”从江南启航，红军在长江中游地区创建，长征从长江流域出发，一直走到黄河岸边的陕北。需要特别关注的是，中华文化的两大系统有极强的互补、互救、共生能力。当一种文化遭遇危机的时候，另一种文化立即应激响应，通过时空地域的转换而创造生机，中华文明因而浴火重生、薪火赓续，保持了整体的存在与最终的胜出。当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制造“一·二八事变”“八·一三事变”，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案，沿九江、武汉、宜昌而上，企图“速战速决”“灭亡中国”之时，长江告急，黄河响应，中国共产党在黄河之滨的瓦窑堡，向全国发出“以坚决的民族战争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”的号召，在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，八路军在黄河流域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，新四军在长江流域举起了抗日烽火，领导长城内外、江河上下的中华儿女同仇敌忾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。“长江船夫曲”与“黄河大合唱”合奏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，保卫黄河、保卫长江、保卫中华民族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号召和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文化号角。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拼死一搏，也使中华文明绝处逢生、危中转机。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携手前行、形成合力，江河文明因而熔铸成更加坚固的“合金体”、更加牢固的统一体。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，今天长江流域各民族共饮一江水，同唱一首歌，组成中华大家庭，结成命运共同体，体现了长江文化的统合性，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。百川东到海，万流总归宗，长江文化的丰富多彩与统合交融，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。
长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硬核部分，它的创造力、生命力、传承力、凝聚力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强大的力量，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、历久弥坚的重要支撑。（作者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、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、“学习强国”原总编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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